【摘要】文章阐述了容积率的由来、计算方式及其在控制范围内所能反映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并简要介绍我国现行规划体制中容积率的指标体系,最后通过容积率对住宅开发效益的影响的分析,批判了当前开发商在住宅开发中盲目追求过高容积率的行为。
“容积率”的“幽灵”随着土地市场的开放、土地批租等,到处游荡。城市规划被这个“幽灵”纠缠得无以复加。容积率成了招商谈判的筹码。谁都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有些完全不知其后果的人,竟然说什么“容积率上不封顶”的笑话。不为一般人所熟悉、非常专业性的容积率问题,近年来竟在全国掀起轩然。一些观念模糊的人,以为城市用地很多,迫于形势划出几片也许无妨,其实这是把成堆的困难留给了自己和后来人。目前是清醒地注视这个问题的时候了[1]。
容积率(floorarearatio)又称楼板面积率,建筑面积密度。它作为一项典型的区划控制技术,首先于1957年的芝加哥提出和采用,后来于1961年也为纽约的区划条例采用,由于它以地块内建筑规模的控制代替了早期的单纯建筑高度和体量控制,为建筑设计提供了灵活性,并有可能创造出丰富的城市景观;同时,它又表现为无量纲的比值,清晰、简明,利于管理控制。这些优点使这一指标得到广泛的认同和采用。但这一指标的深层内涵远非如此,这里不妨从它的几个基本表达式出发剖析一下它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密切联系。888集团官网入口
容积率顾名思义是一块建设用地上所能容纳房屋建筑面积的多少。即指建筑物地面以上各层建筑面积的总和与建筑基地面积(通常指扣除市政路幅后的建设净用地面积)的比值。容积率按其定义,其基本公式为:
sc的取值,按标准规定,应取用地上所拥有的各类建筑的建筑面积或称总建筑面积,但各国和各地区对地下建筑面积是否计算争议颇大,不过目前惯例系指地面上以上部分,如果包括地下部分的建筑面积就特别注明。从引导城市开发角度看,不计算地下部分的面积,可鼓励开发商尽量利用地下空间,但从城市管理讲,如果地下部分也引起人流、物流,则在考虑环境容量限制时必须考虑。
关于sl的取值,各地也不尽相同,在zoning(区划法)中,包括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地区,往往是按所有用地范围计算,其面积就是地块(plot、lot)的面积,而其地块往往是土地再划分(subdivision)的结果,规划比较完整。国内城市大多以市规划局正式划定红线范围内的建设用地面积为准,这是指划拨用地,也不包括在用地中安排的城市基础设施,如地区变电站、污水处理厂及集中锅炉房建筑的占地,但公共的广场通道都包含在内。
在人口密度一定的情况下,容积率跟人均拥有建筑面积成正比;在人均拥有建筑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容积率跟人口密度也成正比。这反映了容积率的社会性。
对于某个具体的项目sl不变,rc在短期内也不会发生变化,那么从以上公式可以清楚地看出,建筑总售价直接受容积率影响。如果假设其单位造价不变的话,那么容积率的高低就直接体现了开发得益率的高低,反映了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益。现实条件下,由于开发商对超额利润的追求,使容积率指标存在着不断提高的趋势。
容积率也可以用地块上的建筑密度与地块上建筑的平均层数的乘积来表示。其表达式为:
式中dc为建筑密度,n为建筑平均层数。这一表达式反映了容积率与建筑密度及建筑平均层数的正比关系。但建筑密度及平均层数所反映的建筑体量是体现建筑环境优劣的重要指标。建筑密度体现了基地内决定日照、绿化等条件的室外空间的多少,建筑体量则反映了基地外部的审美需求,如历史特色,街道景观等。
这一公式反映了容积率跟建筑密度、平均层数、绿地率、空地比例等方面的关系,在建筑密度不变的条件下,容积率跟建筑层数成正比。同样,在建筑层数不变的条件下,容积率与建筑密度成正比,而跟绿地率、停车场覆盖率及人地比例呈反向变化。因此,可以说环境的要求限制了容积率的大小,容积率的大小反映了环境的质量。人们对高标准环境的要求,使容积率的取值总希望尽可能降低,即存在减小的趋势。
容积率是由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反映土地使用质量和效益的土地使用强度指标。其指标的确定受制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美好环境的渴望的矛盾平衡,体现土地使用效率和生活质量公平的统一。
容积率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影响作用的层次性多方位性,客观上要求对容积率的控制应分层次,成体系,这样才能很好处理各种因素的关系和作用,使指标易于制定,科学合理;另一方面,由于规划编制工作的程序性以及规划与管理的实际差别性,也要求在容积率的制定和控制过程中,区分层次,各有侧重,针对性强,以实现各阶段指标制定的有序指导和规划目标在管理中的实现。
我国现行规划体制大体分为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两个层次。城市规划管理一般可分为一般管理和具体管理两个层次,其中一般管理是对整个城市建设的管理,而具体管理是针对某些具体区域或地块的管理。规划和管理通过控制性详细规划结合起来。从现行规划阶段性出发,考虑规划与管理两个重要阶段的差别性要求,并在科学分析容积率影响因素作用方式的基础上,提出规划容积率、管理容积率和在以上二者控制下的控规容积率三种侧重不同角度、满足不同工作要求的二级指标控制体系,使每一块土地的容量控制真正贯穿于从总体规划到审批建设的全过程,最终实现土地使用综合价值的最优化[2]。
规划容积率(又称分区容积率),是对应于总体规划(分区规划)编制工作的,反映规划预测的人口和用地规模下的土地使用强度的,是整个城市或某个分区的均值型指标。地块大小通常为千道围合的街区。其值来自于从整体到局部,从上至下的分配过程。规划容积率侧重考虑的因素是外部经济因素中的对应于人口的基础设施容量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通过它的求取,我们可以了解要完成城市总体规划或分区规划目的,所要求的大概容积率数。
管理容积率,则是对应于管理工作需要,反映某一开发地块内部最低环境容许值的土地使用强度的。它是一个从局部具体着眼的极限型指标,地块大小对应于建筑基地。其目的是对超基地环境容量开发的抑制。管理容积率所考虑的因素主要是内部环境因素的人(及作业要求)对建筑面积和空地的需求关系。其值表现为一组对应于不同建筑密度的最大建筑面积与地块面积的比值。
控制容积率是对应于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的,在规划容积率和管理容积率双约控制下的适度土地使用强度指标,其地块对应于建筑基地。由于控制性详规工作的规划性质与其成果的管理性质,决定了控规容积率必然成为规划与管理联系的桥梁。因此它所考虑的因素应当是全面的。在取值时,一方面,这一街区内每一基地的建筑总量应满足该街区的建设总量控制;另一方面,每一基地的指标都应符合管理指标的要求。
管理容积率和控制容积率都是面向管理层次,但这两个指标的性质完全不同。管理容积率是对应于不同建筑密度下的一系列最大极限值,其绝对极限由最小建筑密度所确定;而控制容积率则对应于规划容积率控制下的建设总量在各基地的适宜分配,并满足管理容积率的要求,其作为最佳型指标一般都小于管理容积率的绝对极限。因此在管理中指标的控制根据市场变化是有一定调节余地的。其弹性幅度应是在管理容积率的绝对极限值之下,规划容积率确定街区建设总量的适度再分配所对应的调整幅度,其值应以控规容积率为基础。
在住宅的开发中,容积率是一项重要的指标。对于一块将要开发的土地,开发的密度是它的核心属性。从开发商的角度来看,利益最大化是他们的经营目的。开发商总是考虑在减去的建安成本后能从土地上获得最大的收益。一般情况下,高容积率会损失开放空间、绿地面积以及住宅的隐私性,导致住宅的价值下降,从而降低小区内房地产的价格;即,当容积率提高时,消费者愿意付出的单位面积的价格是下降的。另一方面,高容积率可以增大小区内土地上建造的建筑物的数量,增大小区土地的利用强度,从而增加总建筑面积。如果把住宅开发的成本看成是两部分的话,那么它就由土地这一固定成本和除此之外的其它可变建筑成本构成。根据经济学知识我们可以知道,随着规模的增大,会使单位面积上所含土地固定成本摊薄。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房地产开发商总是期望容积提高的原因所在。
因为超过一定限度的容积率,会大幅的增加建筑变动成本可能会抵消掉土地因定成本的摊薄所带来的成本降低,从而反而可能会使成本从总量上增加。因此,开发商在确定住宅的开发容积率时,必须一方面考虑消费者对于不同容积率的住宅购买意愿;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容积率如何影响一块建设用地的新增住宅数量及其单位价格变化的情况,即容积率的上升在多大程度上能增大土地上所建的建筑物的数量所带来的应能获得的收益。
所以,开发商必须权衡这两种因素,可以力图使建设用地的收益最大化,但绝不能单纯的认为高密度就一定可以获得利润。
众所周知,容积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项目开发面积的多少,影响着建筑密度的绿地率的指标;影响着建筑物的高度的控制。实质上是项目总平面规划设计的关系指标,其中涉及总图中的建筑造型、道路走向、建筑间距、绿化布置、空间布局、管网埋设等一系列数据的均衡和协调,从而决定该项目的定位(即是否设计成低密度、低层建筑高品质楼盘,还是设计成多层或高层建筑中端产品、或是设计成普通低端产品楼盘。)比如,规划部门批准的容积率指标偏低,为了满足建筑物使用面积的需要,设计时恐怕就要考虑设计地下室或半地下室作为补充。另外为了不突破建筑密度指标或绿地率指标,在一定的容积率下就只有增加建筑物高度,其次有效的道路分流设计和合理的管网埋设以及综合考虑布局有利于提高绿地率指标,降低配套成本。
通常,一个城市在不同的规划区域范围内所要求的房屋技术指标是不同而严格的,尤其是容积率指标,是关系到开发商土地利用成本的重要参数,为了能够得到较好的容积率指标,开发商在获得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前不惜花费重金打通关节,既费时又费力,其结果是影响项目开发的前期进度。另外,在容积控制指标下多个规划设计方案和评审、以及对容积率计算规划理解的差异同样是影响开发进度的因素之一。